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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4次留贺子珍，却收到“从此诀别”答复，临终比划贺的小名 第三次挽回(最后一次挽回的机会如何把握)

　　1979年秋天，在毛主席纪念堂里，一位白发苍苍的妇女坐在轮椅上。她泪眼汪汪地盯着水晶棺材里的前战友。她没有大声哭，但她抑制不住泪水从脸颊上滑落。她是贺子珍，是的第三任妻子，是和一起走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战友，是前后四次挽留的女人，是在临终前还牵挂在心的爱人。

　　井冈山结婚一生结过四次婚，但他的第一任妻子不是他爱的人。十四岁时，他的父亲主动为他决定结婚。虽然强烈反对包办婚姻，但他很孝顺，为了不让父母伤心，娶了罗一秀这个女人。

　　没想到，罗一秀二十一岁就因病去世了，看到年轻的妻子去世，深感遗憾。新中国成立后，罗一秀的哥哥破例在北京安排了一份工作。要知道，甚至不允许毛的亲戚在北京工作。可以看出，对已故的妻子表现出了感情，尽管他并不爱她。

　　1914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大学学习。他经常和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去杨昌济家，征求救国的意见。在他们的讨论中，杨的女儿杨开慧经常聚精会神地听。1920年底，嫁给了志同道合的杨开慧，后来有了三个儿子。1927年八七会议后，夫妻二人在长沙板仓短暂会面后告别，赶赴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

　　秋收起义失败后，率领残部上了井冈山。为了争取当地农民武装的支持，向井冈山农民自卫军首领袁赠送了一百支枪，鼓励他参加工农革命。作为一名员，袁的思想觉悟极高。他不仅接受了重组，还给了一千块大洋作为回报。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步建成。

　　革命兴起后，想得到杨开慧和他身边的孩子，但由于当时湘赣交通线被反动派破坏，两地没有联系。迫于无奈，只好请人去长沙打探。没想到，这个人带回了杨开慧已经牺牲的坏消息。悲痛欲绝，忧心忡忡，还得了一场大病。袁找到他的教子贺子珍去照顾。

　　1909年，贺子珍出生于江西省永新县，十六岁加入中国，她不但高挑、美丽，而且品貌出众，做事果敢，年仅十七岁便当选永新县妇女部长。白天在学校学习。放学后，他带领同伴在县城召集妇女开会，号召妇女剪头发，提倡男女平等。

　　，永新的反动派在6月10日发动反革命事变，大肆逮捕人，并占据了永新县城。7月，贺子珍参加了由她哥哥贺敏学和袁文才领导的农民自卫队，她手持双枪，英武作战加入勇夺永新城的战役，这一战，农民自卫队大获全胜。8月，敌军向县城发动进攻，这一次，农民自卫队寡不敌众，贺子珍只得随贺敏学、袁文才撤往井冈山。

　　在上井冈山之后，袁文才安排贺子珍担任的秘书，也因此，在生病之后，袁文才会请她前来照顾。期间，贺子珍悉心照顾，在一天天的相处中，俩人有了感情。

　　等病好了，袁文才对他提出了联姻的想法。毕竟，在兵荒马乱的年月，两军合并之后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联姻才能让袁文才放心。1928年6月，和贺子珍在井冈山成婚。

　　当年十月，陈毅从上海回到井冈山，告诉，杨开慧和三个孩子还活着。原来，在离开后，杨开慧和乡亲们为防止抓捕，散布了她已经牺牲的假消息，却让派去打探消息的人信以为真。

　　从得知消息的那一天起，贺子珍身边就一直带着一个包袱，不解，问：“这是什么？”贺子珍说：“我的行李，你什么时候把开慧姐接来，我就什么时候离开，她带着3个孩子太不容易了。”

　　但令人唏嘘的是，两年后，又一次接到了杨开慧的死讯，这一次，杨开慧线岁。得知后，悲痛欲绝，艰难地写下八个字“开慧之死，百身莫赎。”看到悲伤，贺子珍默默地陪伴在他身边，就这样，并肩和他坐了许久。

　　在此后愈加严酷的革命斗争中，贺子珍也一直和并肩作战，从不畏惧敌人的炮火。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进行战略转移，怀着身孕的贺子珍随大部队一起踏上了二万五千里漫漫长征路。

　　一路上不仅道路万般险阻，还时常会遭遇敌机空袭。1935年3月，贺子珍刚刚生过孩子没几天，身体十分虚弱，午饭后，她和大家一起坐在林边休息。不多时，满载炸弹的敌机飞到树林上空，贺子珍不顾危险，忙搀扶着受伤的同志隐蔽到路边的山沟里。

　　敌机飞到他们头顶，眼看一枚炸弹落在他们附近，贺子珍拼尽全力一跃而起扑倒在伤员身上。在敌机飞走后，同志们才发现贺子珍倒在血泊中，昏迷不醒，浑身都是弹片。

　　经过紧急抢救，贺子珍皮肤表面的弹片被取出，但由于条件所限，嵌入头骨和肌肉里的11块弹片无法取出。刚刚苏醒过来的贺子珍吃力地请守在她身边的毛泽民夫妇，不要将她受伤的事告诉，并请毛泽民将她安置在老乡家中。

　　经过再三考虑，毛泽民还是将此事告知了。此时正值红军四渡赤水的关键时刻，在前线指挥，不能脱身。但他在电话里叮嘱毛泽民，为安全考虑，必须抬着贺子珍走，并在途中好好医治。

　　次日，从前线赶到贺子珍身边，握着贺子珍的手，流下了热泪，说：“子珍，他们说你不行了，我很担心。”贺子珍有气无力地安慰他，“我已经没事了。”

　　然而九死一生的心理创伤很难愈合，经历这次险些被炸身亡的事件后，贺子珍开始缺乏安全感，时常觉得无助。在和的十年婚姻中，贺子珍共怀孕十次，因身体原因流产四次，生下了六个孩子，却只存活了一个，其他的孩子或者夭折或者流落农家再无音信。多次生育本就伤身，加之接连失去的孩子巨大悲痛，导致贺子珍内心敏感，情绪容易发生波动。

　　在红军抵达延安后，那些深深嵌在她体内的弹片时常让贺子珍感觉疼痛难忍，无法抑制的痛楚让她难以专心学习和工作。但贺子珍个性倔强、独立，她辞去了秘书一职，转而在苏维埃国家银行担任发行科长。

　　但在工作中，由于身体原因和文化水平的欠缺，贺子珍经常感觉力不从心。与贺子珍都是外向有活力的个性，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难免发生矛盾，比如每当她和说起工作上的事情时，一开始说说笑笑，后来便开始争吵，每逢这时，便无奈道：“你是铁，我是钢，碰到一起响叮当”。

　　个性有冲突，加之当时的延安已成为全国革命青年心向往之的革命圣地，越来越多的年轻学生和外国友人来到延安，比以往更加忙碌，无意中和贺子珍的交流也少了很多，这让贺子珍内心深处更加孤寂也有了危机感。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成为了他们终结婚姻的导火索。

　　1937年1月，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来到延安，这个异国女记者和她美丽的女翻译吴莉莉在延安引起了一阵小小的时尚风潮，她们白天身着鲜艳的红裙子在延安各处采访，晚间在天主教堂教大家跳交际舞。这引起了贺子珍和其他红军妻子的不满，而史沫特莱和吴莉莉则认为贺子珍的生活太过于苍白，是修道院式的无趣生活。她们之间虽未发生争吵，但相互之间的敌视早已根深蒂固。

　　贺子珍选择和争吵，不堪其扰的只好搬到另外一个窑洞居住，夫妻之间有了隔阂，贺子珍想要多做工作，却因身体时常疼痛无法专心投入。此时，她萌生了想要做手术，取出弹片的想法。

　　但当时的延安没有这个医疗条件，贺子珍提出想要去上海做手术。此时她身怀有孕，第一次挽留她，他说：“我极少落泪，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以后我不会让你跟着我受苦了。”

　　这让贺子珍很感动，但倔强的她执意要去上海，1937年底，贺子珍离开延安，赶到西安，想要从西安坐火车去上海。

　　此时，恰逢上海沦陷，贺子珍只好留在西安等待时局平稳。在她住在西安期间，第二次挽留，他托人捎来口信，请贺子珍返回延安，并让来人给她带来了几只装满日用品的小木箱。虽然贺子珍明白的心意，也请来人将她买的一床新棉被送给，但却拒绝返回延安。

　　在西安住了几个月，上海的局势都没有恢复平稳的迹象，这让贺子珍感到焦虑。在旅店，她遇到了从苏联赶往延安的共产国际代表，在与对方交流后，贺子珍萌生了要去苏联做手术的想法。

　　于是，她从西安赶到了新疆，贺子珍在新疆等待前往苏联的飞机时，第三次接到了的挽留信号，在新疆办事处预备飞赴苏联的同志，在同一时间接到了中央的电报，要求他们返回延安。

　　这是贺子珍回到延安最好的时机，但她心意已决，在她看来，去苏联一则能取出弹片，二则能学习深造，一举两得。等了数月后，贺子珍终于坐上了飞往苏联的飞机。

　　1938年，莫斯科，苏联医生检查后告诉贺子珍，她体内的那些弹片已经和肌肉、骨头长在了一起，无法取出。贺子珍的希望破灭了，恰在此时，第四次挽留的口信到了，请前去苏联学习的同志转告贺子珍，请她离开苏联，回到延安。

　　但贺子珍却认为，既然弹片无法取出，不如趁此机会好好学习，于是她坚持留在苏联，并托人带给一方手帕，上面只有四个字，“从此诀别。”从此，贺子珍和十年婚姻画上了句号。

　　在苏联，贺子珍生活得并不如意，先是幼子早夭，后女儿李敏生病被无情的保育院院长扔进太平间旁的空房子等死，贺子珍赶去将李敏带回家，李敏在母亲的悉心照料下恢复了健康。保育院院长不满贺子珍带回李敏，污蔑她是疯子，贺子珍被其派人关进了精神病院。

　　几年后，在王稼祥的协调下，贺子珍才被放出精神病院，1947年，王稼祥将贺子珍带回祖国，从此，她一直在上海和哥哥贺敏学一家同住。

　　1954年，得知贺子珍精神状态不大好，特地托李敏带给贺子珍一封信，告诉贺子珍要好好治病，不要抽烟。有了精神上的慰藉，贺子珍积极配合治疗，恢复得很快，从此李敏就成了和贺子珍之间的特使，替父母之间代传问候。

　　1959年庐山会议前，与贺子珍终于再次见面，而这，距离他们上一次见面整整过了二十二年。可惜，由于贺子珍状态不济，在和对话时，总是答非所问，不免让黯然。

　　1976年，得知病情恶化，李敏赶到中南海陪在父亲身边，以前父女俩人总有说不完的话，这一次，太虚弱了，说话有气无力。李敏心疼地阻止父亲开口，果然不说了，不过他做了一个手势，将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指尖相对，连成了一个圆圆的圈。

　　看到这个手势，李敏哭了，母亲贺子珍的小名叫“桂圆，”父亲这是在问贺子珍的情况。临终前的这个手势说明，他始终没有忘记贺子珍，对这个妻子一直牵挂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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