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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女人，二十来岁的时候被人贩子从重庆火车站贩卖到河南辉县，35年的时间里，她成为一个失去名字的人。身份证上的名字，是丈夫随意编的，她逃跑过两次，但每次都被抓了回来，直到她的丈夫去世，女儿李新梅长大成人，她才仿佛拥有了“自由”，敢于一次次喊出“回家”的愿望……

　　这是刷屏文章《一个名字叫“喂”的女人》讲述的故事，读完百感交集——这个故事里，藏着太多的个体记忆与时代伤痕。让人欣慰的是，我们已经跨进了一个依靠互联网与其它科技工具可以无限缩短距离的时代，能让那些失去本来名字的母亲与孩子有更多的机会重新找到回家的路。而让人感到无奈的是，曾经的伤痕已经刻下而且无法弥补，悲剧不会因为一点亮色而改变本质。

　　一个枕头底下时刻藏刀的女人，让《女人》这个故事拥有充满悬念的开头，可那些无数次被发现后拿走的刀，不是为了反抗命运而是用来抵抗噩梦的。读者希望这样的故事有点“复仇”元素，可这太理想化了。当一个不知道家园远在何处的女人被丢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实际上她便已经无法挣扎——她的“复仇对象”是谁？是人贩子？是出生地的穷苦？是买她回家并限制她自由的丈夫与亲邻？……35的时间，让对错都模糊了，何况是“恨”这种比较容易被时间消耗并磨没的情绪。

　　在这个帮母亲回家的故事里，女儿李新梅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一个人，因为如果没有她在观念意识上的觉醒，并主动、长期地向外传递母亲的信息，母亲的一生就会停留在对家的回忆与渴望中。李新梅这一代人，对祖辈、父辈乃至于整个乡村，有较为清醒的认知，受时代大环境影响，对女性权利有着坚定的追求。可以说，李新梅是她母亲的“伸冤人”，是她母亲通往“自由”与家园的唯一道路。

　　通过社交工具帮助李新梅的人，是李新梅的同路人，也是拥有内心力量的自觉行动者。他们有着不同的职业身份，但在帮一位走失的母亲重回家园时，他们仿佛成为那位母亲的亲人——这不应简单被归类于时代“善的力量”，更准确地说，这更像是一种“救赎”，是一群人为一片土地上发生的悲剧，重新找到挽回的方式，让失去的美好重新回来，仿佛这样的弥补，可以治愈历史的伤痕。

　　因为听力大部分丢失，李新梅的母亲保留了贵州布依族的发音，她的布依族语言，成为微信群友快速锁定她出生地的重要依据，冥冥当中，她的语言也成为她回家的一道“文化密码”。在《女人》这篇文章中，也表达了新一代布依族年轻人不再说民族语言的原因，时代潮流汹涌向前不可逆转，讲布依族语言的母亲通过这道“密码”回到了家，而不再讲这种语言的年轻人，也彻底与母亲这一辈人有可能遭遇的苦难作别，这其中的得失，怎么计算才好？

　　《女人》如果拍摄成电影，会让无数观众哽咽，电影《失孤》最后，被拐卖的孩子终于找到了家，全村的人都出来迎接他，60多岁的德良回家，和这个电影情节多么相似。愿每一个失去名字的母亲，还有那些不知身世的孩子，都能够找到一条通往家乡的路。

　　很难用“感动”来形容德良的故事，因为它的前情后要，都隐含着难以言说的沉重，在“一场大团圆之后，德良可能还是要回到那个无人倾听、只能自言自语的世界”，这不应该是故事的最好结尾。但好在，德良不但找回了名字，找到了家，横亘在贵州与河南的那条回家的路也通了，这是这个故事可以让人长舒一口气的地方——无论怎样，有路在，就有希望与盼望，人生的悲苦就会被稀释掉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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